我們每一個人時時刻刻都被各種各樣的聲音所包圍著，然而在這些聲音里里面的絕大多數都是我們所不需要的，也就是時常被提起的噪音。
    而在城市不斷推進噪聲治理的同時，市民對“安靜”的訴求從未間斷。有統計顯示，在環保熱線舉報平臺中，噪聲投訴長期居高不下，位居各污染要素第二位，僅次于大氣污染。
    如今的“噪音”概念并非古已有之。在《噪音的歷史》一書中，英國學者邁克·戈德史密斯（Mike Goldsmith）認為，將噪聲視為“不需要的聲音”這一現代概念，幾乎是與城市的誕生同時出現的。
天津理工大學漢語言文化學院張杰研究發現，在新中國成立之初，人們一度“把噪聲當作國民經濟復蘇的標志而加以歌頌”。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，國內才擴大噪音調查和測量的城市和地區范圍。
那么西安噪音治理的需求和管理之間的差距在哪？

    曾有人總結，噪聲污染“久病難愈”，存在取證、執法、處罰等多重難題。特別是社會生活噪聲，不僅污染具有瞬時性、局部性和分散性特征，難以鎖定源頭，而且治理主體多而雜，分工不明確，在“誰都能管，但誰都管不好”的情況下，不少噪聲問題都只能走向不了了之的局面。
    根據最新草案，將圍繞強化規劃源頭防控、明確相關部門監管職責、準確界定防治對象、完善主要噪聲源管理措施、強化違法處罰等方面展開，正是從管理機制層面，堵住過去有法難為的“漏洞”。
不過，更難彌合的是不同群體在噪聲認定上的認知差距。如果重新審視作為社會建構的噪聲，就能發現其背后所暗藏的政治經濟學。
    加列特·基澤爾（Garret Keizer）在《噪音書》中指出，“噪音就是權力”。他提到，“在莎士比亞戲劇中，皇家人士登臺，導演會提示高音雙簧管演奏，這是一種聲音嘹亮的喇叭；在古老中國的法庭上，判決也總是伴隨著鑼聲”——對于一部分人而言的噪聲，對于另一些人卻具有重要價值。
    而到安靜權愈加重要的現在，這種權力關系更滲透到噪聲的方方面面。最基礎的問題諸如：噪聲應該由誰來認定？標準在哪？無一不代表了不同人群不同利益之間的博弈。
    也因為此，在有關廣場舞噪聲的報道中，通常能看到一些不一樣的聲音：比如在噪聲標準面前，廣場舞者擔心“音樂效果不盡如人意”；更有甚者視分貝儀為無物，將震耳欲聾的音樂聲作為捍衛跳舞權利的一種方式。
    從這一點出發，對于城市管理者而言，所謂的“噪音”治理也不應被簡單視為被“消除”的對象。更重要的是，不同群體的不同需求，能否盡可能得到公平的體現和滿足。
說到底我們人也是社會性的群居動物，這個“群”怎么來分在每個人看來都不一樣也是時刻都在變化著的，對同一個群體來說對噪音的看法也只是相對接近而不是絕對相同，所以這才是噪音治理最大的難點。